文|凯风

人口，关乎未来。

越来越多人意识到，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资源，既是生产力，也是消费力、创新力。

与人口总量相比，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。

出生人口的走势，老年人口的多少，年轻人口的占比，人口流动的方向，决定经济增长、区域竞争、抢人大战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

哪些地方出生人口最多？哪些地方人口还在增长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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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发布的《中国统计年鉴2024》，披露了完整的分省市生育数据。

去年，全国平均出生率为6.39‰。出生率跑赢全国的只有15个，而高于10‰的仅剩下3省。

整体来看，西部地区出生率整体高于东部地区，内陆地区普遍高于沿海地区，欠发达地区明显高于发达地区。

其中，出生率最高的5个省份分别是西藏、贵州、宁夏、海南、青海。

其中，西藏以13.72‰的出生率，蝉联全国第一。

这些省份，除海南外，均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，都是多民族聚居省份，历来都是出生率最高的地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TOP10经济大省中，只有广东一省出生率跻身全国前十，从而在人口层面与长三角地区有着实质性差异。

与之对比，出生率最低的5个省份分别是天津、辽宁、上海、吉林、黑龙江，集中在东北和东部沿海。

其中，黑龙江以2.92‰的出生率，再低垫底。

东北三省全部在列，并不令人意外。

老龄化率居高不下，年轻人口持续流失，再加上生育意愿相对较低，共同构成东北人口的多重危机。

即使如此，黑龙江2.92‰的极低出生率仍旧令人震惊，已经明显低于日韩。

毕竟，人口危机最为严重的韩国，出生人口仍有4.5‰，而日本还在5‰以上。

黑龙江全省人口超过3000万人，而去年出生人口只有9万人，而死亡人口却多达20万人，每年仅自然人口减少，就足以让全省人口不断萎缩。

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东部的上海、天津全部在列，而江苏也在倒数之列，这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。

这也说明，人口问题早已不局限于东北，就连最发达的长三角都有了“东北化”的迹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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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国生孩，谁是最大贡献主力？

出生率的高低，只能反映一地的生育水平，但不同省份人口总量大相径庭，对全国出生人口的贡献极其悬殊。

西藏、宁夏、青海等地出生率固然一直保持在高位，但由于总人口只有几百万人，能贡献的出生人口几万人，难以对冲大盘走势。

从出生人口来看，广东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、贵州的出生人口位列全国前五，其中广东是唯一破百万的省份。

广东出生人口103万，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，以占全国8.9%的常住人口，贡献了11.4%的出生人口，堪称“最敢生”的省份。

与之对比，同为全国TOP5人口大省的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四川，出生人口都不足70万人。

而在六七年前，山东、河南一度轮流问鼎生育大省之位，出生人口高峰时期多达170万之多，如今早已不复当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广东一省的出生人口，超过了江浙沪“包邮区”的总和，对全国生育大盘的贡献之大可想而知。

要知道，长三角的江浙沪“包邮区”总人口规模高达1.76亿人，为广东的1.4倍，但出生人口合计不到90万，不及广东一省。

同样可以对比的是，广东一省的出生人口，相当于东北三省总和的3倍以上，而广东总人口只比黑吉辽合计多了30%左右。

可以说，低老龄化率+高出生率，让广东拥有了一个其他省市不具备的优势：养老金极其充沛，足以补贴半个中国。

就此而言，广东的出生人口第一大省，对于全国的贡献，相比GDP、工业、外贸上的第一更为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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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，为何比江浙沪“更敢生”？

一般而言，经济越发达，生活越富裕，城镇化程度越高，社会越社会越开放，观念越进步，tp钱包生育意愿就越低，发达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这一点。

西部省份与沿海省份出生率的悬殊证明了这一点，而江浙沪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走势也验证了这一点。

然而，广东，却成了唯一的例外。

在广东，无论是广府地区，还是潮汕地区，出生率普遍都高于全国水平，深圳出生率位居各大城市之首，而汕头的出生率也稳居普通地级市前列。

其一，孔雀东南飞，广东拥有大量年轻人，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出生率，而拉低了老龄化率。

人随产业走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广东成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和工业第一重镇，大量外来人口不断涌入。

这些人又以年轻人为主。在不断抬升人口总量的同时，还让广东保持着相对独特的人口结构。

因此，广东既是出生人口第一大省，也是老龄化率最低的3个省份，而全国最年轻的10大城市，广东占了半壁江山。

其二，汕头等地出生率位居前列，得益于浓厚的生育文化。

中国本来就有着“多子多福”的传统观念，山东一度就因生育文化浓厚而著称，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，几乎被冲击得七零八落。

潮汕地区为何还能保持至今？

从历史层面来看，根究汕头大学学报发布的论文分析，潮汕地处国角省尾，地少又有大量流民涌入，因此，人们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群落，共同抵御外敌。

在这种宗族文化的影响下，潮汕人非常重视子嗣的传承，为了家族后继有人与自身家族的壮大，逐渐形成了“多子多福”“生孩须生男”的生育观念，并延续至今。

其三，历史上，生育政策执行力度的高低，直接影响了未来几十年的生育格局。

20多年前的政策，足以影响到20多年后的生育格局，一个表现是江浙沪地区的育龄人口远远低于广东。

一度持续了数十年的限制性生育政策，对于不同省份影响不一。国企为主的东北最为严格，而江苏则诞生了众多“样板县”。

与之对比，潮汕地区借助相对完善的宗社传统，在特殊历史时期，形成了一定的自我保护机制，为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弹性和缓冲空间。

而面对新观念的冲击，潮汕地区也得以在传统的方寸之地，尽可能留存传统生育文化，从而成了最爱生孩子的区域之一。

即使如此，广东出生人口相比高峰时期也出现明显下降，这是需要注意的。

而鼓励生育，只靠一个广东，远远不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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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人口大变局，对于省市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？

一地的人口增长，一方面靠的是自然增长，另一方面则是机械增长，即人口流入流出带来的变动。

过去，几乎所有省份人口都能保持正增长，正是得益于自然增长的贡献，但当出生率下行，多地自然人口负增长，能依靠的只剩“抢人”一条路。

换句话说，人口大盘见顶，人口竞争沦为“零和博弈”，绝大多数省份都要面临负增长的困局。

一些出生率较高的地区，靠着自然增长，还能对冲人口外流的影响，西藏、宁夏、贵州、海南等地都是如此。

反观面临双重流失困境的东北，人口萎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，最突出的当属黑龙江。

高峰时期，黑龙江常住人口达到3833万人，而如今一路下滑到3062万人，减少了近30%。

而经济产业发达的东部地区，则能借助外来人口流入，对冲自然人口负增长的影响，这在江苏、浙江、上海、北京等地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作为中国人口第四大省、经济第二大省的江苏，去年人口增加11万人，其中来自自然增长的贡献为-23.3万人，而人口净流入的贡献多达34.3万人。

广东则是少数集自然人口、人口净流入两者为一体的地方。

广东既是生育大省，也是人口流入大省，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贵州、江西、河南等省份。

因此，当人口大盘趋于见顶，抢人大战只会更加白热化，零门槛落户基本已经成为常态，户口的含金量正在急速缩水。

未来，只有经济发达、产业一流、公共福利完善或或生活环境一流的地方，才能真正抢得到并留得住人。